农工党史

黄琪翔、周恩来在一起的珍贵历史照片

2018/3/21 16:16:05

彭泽民：孙中山信徒共产党挚友

2018/2/27 19:31:44

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华侨彭泽民是广东四会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毕生追随孙中山，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民主爱国立场，为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奋斗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也是深受广大华侨爱戴的华侨领袖。

他跑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一场

1902年，23岁的彭泽民为生活所迫，漂泊海外，侨居马来西亚。1906年7月，孙中山到吉隆坡，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同盟会。彭泽民受其影响，追随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该分会的书记。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1月彭泽民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1922年8月，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然而，此举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回国，专程到广州去谒见孙中山，一连几次都被国民党右派所阻挠。孙中山得知后，特发给他一个特别通行证，并与他约定了具体时间。在数月之内，他与孙中山交谈了国内政治、军事及南洋党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孙先生则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彭泽民听后，心里豁然开朗。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彭泽民认识到，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帝；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彭泽民在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追述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9月，他被选为国民党马来西亚芙蓉总支部书记长。第二年，在广州国民党二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幕幕丑恶行径，特别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派”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职务，大造反苏反共、反对三大政策的舆论，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对于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十分担忧，认为这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他为此特地请教了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以及后来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陈延年、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与他的接触，给了他极大安慰和鼓励。他感到与共产党人坦诚相见，思想融洽，政见一致。5月17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彭泽民首先发言反对，声泪俱下地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也都起而响应，激烈反对。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没有结果。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翌日，国民党右派在报纸上公开辱骂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为“三怪”，说他们身为国民党，却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泽民曾在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了一场。

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年1月，彭泽民创建了华侨协会。这个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群众团体，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革命斗争。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5月1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递交了《请迅速出师北伐案》。提案指出：“海外华侨邀来函电，请迅速出师北伐，以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北洋军阀，建立统一全中国之强有力政府，俾彼等在帝国主义铁蹄下过生活者有所保证，彼等并愿竭力为后盾，其情辞至恳切。我革命军若犹迟疑不出，则海外华侨将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解体。再则，张、吴等军阀承受英国等帝国主义之旨意，正向国民军及湘军进攻，我革命军若坐视其亡，则国民革命危也，广东革命根据地危也。”他大声疾呼，希望国民党中央作出决策，立即出师北伐。在他领导下，海外华侨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热潮此起彼伏，持续发展。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北伐誓师之后，彭泽民领导爱国华侨，竭力支持北伐战争。就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翌日，彭泽民倡议在广州召开了华侨援助北伐战争代表大会。会议一致赞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关于“联合一致，为北伐后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把军阀杀个净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在广州建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在海外各地设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统一领导和推动华侨支持和援助北伐战争的爱国运动。会议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宗旨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求中国之真正统一。”根据大会决议，7月16日，彭泽民签发了《海外部通告华侨组织北伐后援会》文件，指示海外各总支部、分支部立即行动，“创造民国之光荣、伟大事业，赞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期中国之真正统一、民族之自由平等”。据统计，在北伐战争期间，各国先后组织的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达500多个，会员约100万人。至1926年底。华侨捐助北伐的军饷，达100万大洋，另有装甲车、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等。海外华侨的北伐宣传工作也积极配合，取得良好效果。欧美的华侨报纸、东南亚的华侨报纸许多都开设专栏，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报道北伐军进军的消息，论述北伐的意义。在华侨北伐后援会的指导下，海外华侨组成了海外北伐工作团和华侨特别宣传队等团体，分赴北伐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不朽战功。1926年10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发起“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著名侨领和华侨代表回国观光和视察。彭泽民任恳亲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1月12日，华侨恳亲大会隆重开幕，彭泽民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

借鉴毛泽东经验办华侨讲习所

为培养华侨运动骨干，1926年10月初，彭泽民借鉴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提出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由他担任所长。华讲所的办学主旨是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培养海外党务指导人才，服务于华侨反帝爱国运动。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彭泽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原则，他任命共产党员张航先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聘请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肖楚女、陈其瑗、许超循、甘乃光等担任华讲所兼职教员；聘请容保辉任华讲所军事训练员；陈碧海任事务员。这一批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华讲所任教，成为他办好华讲所的可靠保证。1926年11月初，华讲所在广州华皋大道（现广州军区后勤礼堂附近）正式开学，招收学员80名。华讲所课程包括理论教育、党务教育、时事政治教育、业务教育等方面。彭泽民还参照农讲所的经验，组织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把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华讲所在其规模、影响上虽然不如彭湃和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它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之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培养华侨干部的一次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讨蒋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于1927年3月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彭泽民继续当选为中央执委、海外部部长，同时又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等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要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都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顿时笼罩全国。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奉系军阀同蒋介石相呼应，一时间，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横扫全国，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李大钊牺牲了，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等牺牲了。国共合作毁于一旦。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彭泽民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4月18日在汉口举行的会议。会上他毅然与宋庆龄、吴玉章、陈友仁、谭平山、邓演达等一起，通过了关于蒋介石反革命罪状的中央训令及宣言，并作出了撤销蒋介石职务的决定。4月22日，他与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等40名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一起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召集武汉各界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与会群众近40万人。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非打倒蒋介石不可！”5月13日，彭泽民又签署《海外部紧急通告》，号召海外各党部、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蒋介石，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同汪精卫的一场唇枪舌剑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蠢蠢欲动。6月10日，汪精卫赴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以后，冯玉祥又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如在弦上，已经到了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彭泽民闻风，心急如焚，立即找汪精卫，问：“外传国共分家，可有无此事？”汪强辩说：“不是我们要分人家，乃是人家要分我们的家！”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文，递给彭泽民看。电文上写着“须即成立工农革命军”、“速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实行土地收归国有”等。彭泽民阅毕说：“我看此电文没有分家的意思！”汪精卫迫不及待，大声叫道：“你何糊涂至此！你是国民党人吗？你看这电文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吗？组织工农革命军不是完全要听共产党支配吗？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不是要我们自己杀自己同志吗？土地收归国有，不是要实行共产吗？”彭泽民听了，并不以为然。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不至如此严重。先生要明白，现在是两党合作，凡事尽可共同磋商，不可两相疑忌！否则，将何谈合作？”汪精卫怒不可遏，骂道：“你是本党老同志，尚且如此！难怪许多人说你‘叛党投共’了。”彭泽民义正词严地说：“我只是遵照孙先生的旨意在做国共合作之事，叛党的不是我，怕另有人在。”说完即起身告辞。汪精卫叫住他：“你先别走……”彭泽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不等他说话又问：“听人讲宁汉两方将要合作，此话是否属实？”汪精卫矢口否认：“此乃传言，并无此事。”彭泽民说：“若有此举，则中央威信扫地！惩戒的墨迹未干，又与叛者合作，国民党的前途不堪问了！”。彭泽民说完，汪精卫暴跳如雷。彭泽民毫不屈从，对汪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和。先生今此之见，我绝不赞同！若先生坚持如此，我以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远不及先生。我自知力薄识浅，不够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重返南洋，不复留此有累先生了！”说罢昂首离去。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秘密召开反共会议。凡兼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不得出席。会上，汪精卫宣布与中共分裂，彭泽民起而反对。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散会已是深夜12点。为了让共产党人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彭泽民即速把汪反共、背叛革命的情况密告了吴玉章、林伯渠。随后，又通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华侨，让他们立即转移，并发给每人100块大洋做盘缠。15日，汪精卫公开反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彭泽民也离开武汉，奔赴南昌。

南昌起义后随军出发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后，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彭泽民感到非常痛心，当他南下南昌时，刘伯承在泸顺起义以后，也来到南昌，他们住在一起。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武装起义，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彭泽民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彭泽民出席了前委召开的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彭泽民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翌日，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明确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发布了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通缉令。《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署名有宋庆龄、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彭泽民等22人。这一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动集团的一系列叛变行为，指出：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伐”。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向广州进发，准备到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从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另一条是小路，取道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当总指挥部决定走小路时，刘伯承担心彭泽民的身体，劝他乘车走大路，彭泽民说：“我的身体很好，与部队在一起，还能做点事。”8月5日，鬓发斑斑的彭泽民随军出发了，他不骑马不坐车，随军南征，直至海丰。一路上，他精神奕奕，一面为部队做动员，鼓舞士气，一面为伤病员治病。他的夫人邓冠梅则为病人煎药。他俩为战士服务的精神，令人钦敬，在部队中传为佳话。当年，听过他讲话的萧克老将军曾回忆说，大军进至宜黄，总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恽代英、郭沫若讲话后，台前出现了一位须发微呈斑白略有老态的人萧克说，当时台下颇为惊异。我虽然在北伐及武汉政府时期，听到过这位华侨老革命家的大名，并知道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长，但没有想到他是须发微斑的人。在谈及蒋介石、汪精卫狼狈为奸、反共清党的罪行时，他怒不可遏。尤其在讲到一个月前汪精卫主持召开“清党”紧急会议，要清除共产党的时候，他激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的话给了我这个青年人多大的振奋啊！那时气候还很热，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好像来了一阵清风，令人心爽。军事失利后，彭泽民偕同夫人步行50多天，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白天潜伏在农民家里，晚上行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转到香港。在香港，他以中医为掩护，仍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工作。他曾对邓演达说：“孙中山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也无可洒之地。”他念念不忘革命，以行医为贫苦同胞和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实事。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得知后，忧心如焚，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蒋介石曾经通缉过他），只身奔赴虎口上海，与孙夫人商讨营救邓演达。11月邓演达被害，他悲愤不已，赋诗痛悼：“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指蒋介石）冠带自峨峨。”1933年，彭湃夫妇在上海英勇就义，他们的长子彭仕禄在海丰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叫嚷要斩草除根。彭泽民又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彭仕禄出狱，并帮助彭湃的亲属到香港避难。

身在海外不忘救国救民

大革命失败后，彭泽民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被国民党通缉并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抗战期间，他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在海外进行民主救国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1935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远在香港的彭泽民热烈响应，他和章伯钧等一道，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通过《临时行动纲领》。纲领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是一个为世人所震惊的事实”，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在寇深祸急关头，为坚持作狂澜逆挽之谋，尽匹夫之责，彭泽民在香港转而致力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发表了《怎样动员华侨》一文，主张给华侨以参加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5月，彭泽民创办《抗战华侨》刊物，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军。1939年1月，他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通敌卖国的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旨在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946年5月23日，彭泽民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泽民先生惠鉴：久违雅教，驰系时深。自日寇投降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东北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已演成大战，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已极！人民权力自由到处遭受极大剥夺！扭抟危局端赖全国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下促使当局改变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实现之望。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景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5月23日迁抵南京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祷。”他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希望，从此奋笔疾书，一连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38篇，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打起来了，彭泽民怀着悲愤的心情发表了《侨胞应如何祝国庆》一文，大声疾呼，立即停战，实行民主！由于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他更加仇恨。1946年11月，国民党特务将他从行驶的有轨电车上推下去，当场摔掉两颗门牙，右臂骨折。彭泽民极其愤怒，但毫无惧色。70岁的他以乐观的革命精神赋诗自勉：“老来何必伤迟春，古木春归又出芽。世界沧桑问几许，认清猿鹤与虫沙。”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成为该党主要负责人之一。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5日，在香港的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同民革、民盟、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是年12月26日夜，彭泽民与李济深、朱蕴山等20多位同行者，登上前苏联油轮“阿尔丹”号，航行11个昼夜，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翌日，彭泽民即与章伯钧等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拥护。22日，彭泽民又与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庄严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彭泽民与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进入北平。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彭泽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新政协之所以能够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他在回顾农工民主党的历史后表示，完全拥护《共同纲领》和政协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表示，从此之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和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在人民政府中任职他最开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中任职从政，是彭泽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毛泽东特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回京以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灾情和救灾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1952年7月，彭泽民受命代表毛泽东率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赴东北、内蒙慰问少数民族。他深入到林海鄂伦春、朝鲜等民族村寨和内蒙草原的蒙古包，送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1953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亲自出征，赴东北和中朝边界地区与国内外著名学者一道，共同调查美帝国主义投掷细菌弹的罪证。他一面徒步上山下山作现场观察，一面和许多证人谈话，并对聚集拢来的居民发表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他们在辽宁宽甸县发现的敌人投下的一个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后被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认，成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的铁证。毛泽东知道彭泽民对中医很有造诣，几次同他商谈改进和发展中国医学问题。他从事中医几十年，尤其精于张仲景的中医理论，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谈意见，情真意诚，言词中肯，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也不能搞一条腿，要搞两条腿，中西结合。”要他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的工作。1953年11月，彭泽民参与筹组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翌年9月，他与毛泽东又谈起发展中医的问题，他说：“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毛泽东对他的见解十分赞同。他把珍藏的中医理论家陈伯坛研究张仲景医论的专著，交给中央卫生部刊行，供更多的人研究。他在书后写道：“余既庆先生毕生之学得以流传，尤为中国医学灿烂发展之前途而称颂无已。”晚年，彭泽民念念不忘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亟盼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1955年他为《华侨日报》题词：“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就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病危。在入院之前，他自感病情严重，但他看到祖国的无限风光，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在病床上，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说：“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来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7期）

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郭秀仪

2018/2/27 9:20:50

郭秀仪（1911年5月～2006年11月16日），是我国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黄琪翔先生的夫人。

黄琪翔夫妇
郭秀仪祖籍广东中山,1911年5月出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上海文艺女校。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苏浙皖区统税局工作。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郭秀仪（后排右三）任常务理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秀仪积极投身抗战事业。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土地，许多年轻的父母奔赴了抗日前线，许多家庭被侵略者摧残拆散，致使不少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处境凄惨。目睹儿童的悲惨境遇，郭秀仪女士与邓颖超、李德全等妇女界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和建立奔走。1938年，郭秀仪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创建并领导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慰劳伤员、组织募捐，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三万余名。

郭秀仪主持汉口的献金台，为战时儿童募集捐款。
保育会成立后，在武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为拯救难童募捐的活动。郭秀仪担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并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征募部副部长，负责为抢救儿童募集经费。郭秀仪亲自主持汉口的献金台，到街头募捐。除了向社会募捐外，她还把自己积蓄的2万余元捐献出来，并负担了442名难童的长年生活费用，每个难童每年生活费约60元。当时郭秀仪的募款额位居第二，仅次于宋美龄。当时这项工作声势浩大，各界都积极支持，重庆、陕甘宁、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保育分会，并在汉口、成都、延安等地先后建立了53所保育院。一批知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响应号召，参加了保育工作，及时组织抢救难童，输送到各个保育院。于是，许多流离失所的儿童，又有了新的“家”，在保育院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保育院的儿童，都已成长，有的成为艺术家、工程师、教授，许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有的已成为党政领导。而这一义举也成为中国各界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一段永放光芒的篇章。

1938年上半年，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和邓颖超、李德全等在武汉组织战时妇女救国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开展妇女
抗日救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图左起：李德全、冯费伐、邓颖超、张蕴贞、陈纪彝、安娥、刘清扬、郭秀仪、谢兰郁。
1939年，黄琪翔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郭秀仪身为司令部妇女工作队队长，亲自率领随军家属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慰劳战士。1941年，郭秀仪在湖北襄樊创办医务所。八年抗战中，她始终追随黄琪翔先生在前线工作，组织家属慰劳伤员、收容孤儿，为士兵和群众送医送药。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功绩卓著，郭秀仪与她的丈夫、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先生一起双双荣获“抗战胜利勋章”。（胡文生整理）

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

2018/2/27 9:17:24

黄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28年7月，黄琪翔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织和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黄琪翔当选为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琪翔乃担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临委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临委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临委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1934年夏，黄琪翔重赴德国柏林。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琪翔立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诚引见蒋介石，蒋介石委任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
         南京市上海路五台山黄宅庭院合影。图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叶剑英、张群。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协议，中共代表来到南京谈判期间到黄琪翔住宅拜访，郭秀仪准备了便餐，夫妇俩与两方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张群在庭院合影留念，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记录。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将这张照片的底板遗落在地上，郭秀仪小心翼翼地将底板藏了起来。这张珍贵照片现在芦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多处展出，成为历史的见证。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琪翔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围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全军西撤。黄琪翔随军到达武汉。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
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图为黄琪翔（右）和周恩来于1938年在武汉合影。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琪翔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黄琪翔先后担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
       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在前方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图为1940年1月第五战区将领的合影，右二为黄琪翔。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第的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琪翔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琪翔部队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迫不舍。黄琪翔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琪翔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琪翔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1943年，黄琪翔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滇西反攻战役，打通中印公路生命线。
图为黄琪翔（左一）等远征军将领接待来访的周恩来（右二）。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解除了军职。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黄琪翔在香港期间，曾向中共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原四位将领，策动他们起义。1949年8月间，黄琪翔在香港宣布拥护中共政权。黄琪翔在中共组织安排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建国后，他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国家战后重建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时期，黄琪翔再受人身冲击，于1970年12月逝世，终年七十二岁。1980年，黄琪翔被平反。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琪翔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辞中说：“黄琪翔先生为新中国的司法、体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黄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人豁达大度、温文尔雅，识大体、顾大局，他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胡文生整理）

郭沫若眼中的邓演达

2018/3/21 16:03:13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关邓演达的传记、回忆、年谱、生平及思想都有丰富而扎实的研究。郭沫若与邓演达也有过人生交集，他的记录和回忆也是研究北伐和邓演达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就郭沫若眼中的邓演达谈点看法和认识，谨以此文纪念邓演达诞辰120周年，缅怀这位伟大的中国农工党先驱和领袖人物。1946年11月24日，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15年后，郭沫若写下了《纪念邓演达先生》一文，认为邓演达的牺牲是“很大的损失”。说邓演达“喜欢读书”，北伐途中读完了德文版的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他“长于演说，也长于文笔”，“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却不高兴带兵”，有着“率真的性格”。郭沫若回忆了他们一年又两月的相知相识，时间虽然短暂，但“情谊”却非同寻常。在郭沫若眼里，邓演达一位军人，“颇具政治家的风度” 。

邓演达比郭沫若小四岁，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4月，那时候的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教务长，郭沫若则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长。见面的地点就在黄埔军校。邓演达给郭沫若的印象“是一位热忱的有朝气有魄力的新人，虽然不免过分矜持了一点，那也实在是难免的。他本来是军人，而他那时仅仅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那时给予别人的印象恐怕也是矜持的吧”。郭沫若欣赏、理解并高度肯定了邓演达的军人气质，特别是他所显露出来的“朝气”和“魄力”。后来，邓演达被调往广东东江，任东江分校职务。在他去东江之前，邓演达到中山大学参观，并参观过图书馆。但他们没有机会“深入的接触”。

6月，北伐气氛开始成熟，由邓演达的留德同学也是郭沫若四川老乡孙炳文介绍，他们的交往“更加密切”，郭沫若感觉到邓演达具有相当“优越的”“计划性和组织力”。北伐政治部成立后，宣传科科长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孙炳文举荐郭沫若担任，邓演达“喜出望外”，在“寓所”找郭沫若谈话，“欢迎”并很“高兴”郭沫若的加入和参与，把郭沫若“当成‘军师’一样敬重”。谈话中，邓演达还和郭沫若就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问题进行了探讨。郭沫若当时就感觉到邓演达“已经有一个雄心，现在革命的进行中，找寻些可以结合在一道的同志”。可见，邓演达拥有政治家的谋略。不但有谋略，还有策略。邓演达怕郭沫若嫌官微职小，为了表示对郭沫若的关切，在宣传科长之外还给了他一个行营秘书长的头衔，并破格设了一位副科长来辅助郭沫若工作，也可见邓演达“对事的慎重与对人的恳切”。郭沫若说在北伐的行军途中，他与邓演达“时常在一道”，关心他，但起初不免是一种“好奇的尝试”，“怕”他不能“吃苦”和“过分外行”，郭沫若说自己靠着“先天的体魄”和“朋友们的努力”，“免除”了邓演达的“忧虑”。